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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岷彬:明朝出现的印刷字体称作“宋体字”探因

发布时间:2019-05-09 14:2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要在木板上刻出反写的阳文(注:印刷和印章术语,指文字和图形线条高于背境实地,印文为“白地黑字”的形式;反之,文图线条低于背境的印章,印出来是“黑地白字”的阴文,如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志《舞动的北京》),必须先写出上版的字稿,可以正写反贴。版稿上的字体必然受到书写者的技艺,及社会对书法的审美观念的影响。还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的抄书时代,就出现了以抄写为谋生手段的人群,被后世称为“经生”。经生抄写的对象,一类是书籍,再一类是宗教经文。抄书,自然要求字体易于识读,而佛经道经更要求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

  长期的职业抄写,形成了一种“经生书”字体的风格。当代书法界在评论书法史上各个时期的艺术潮势时,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变”的说法。楷书正是在唐朝这个书法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书法字体,并出现了欧、虞、褚、薛、颜、柳等一批擅长楷书,同时又各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名家。唐代的经生书无疑受到当时社会的书法艺术观念的左右。而且由于经生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即使其中有书法出众独具一格的字体,也不像身在官场的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那样,为社会赞赏和推崇;相反,经生们为了把自己抄写的商品比较容易地转换为经济收入,在字体上必然要追逐时尚、宗法名家;而且在抄写的书籍篇幅里要尽量做到字体规则划一。

  书法史里关于“唐人尚法”的评论,可能并不包括经生书,但是,无论是唐代还是后世的经生书,其“尚法”的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手写字体。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指出:“经生书是继承章程书(就是正书)的嫡统的,以书法而论,往往可能入品的,它们的毛病,只是写得太多太熟,也太拘于成法。”然而,这种整齐划一的字体,对于书籍用字来说,比其它书法字体更适用一些。当雕版书的商品生产出现时,写版的工作自然多半由职业抄写的经生们担任。

  在唐末和五代的战乱之后,宋代早期的经生们(或者按照雕版印刷的行话,应叫做写工)没有同时代的书法名家的楷书字体可仿,自然要追仿前代的名家楷书(笔者以为,在书法艺术的领域里也是如此)。于是,在宋版书上,出现了尊崇了唐代书法家的字体的客观事实。在宋代,已经有一部分刻书人着意追求雕版印刷品的品质,并且不自觉地追求着印刷书籍的文字阅读性能。

  从书籍生产的宏观情况来看,宋初在五代离乱之后,书籍的印版遗存不多(《容斋随笔》卷七)。至太宗淳化五年(994),距开国已有三十余年了,经部之书如《公羊》、《榖梁》、《周礼》、《仪礼》、《孝经》、《尔雅》等书注疏犹未刊刻。直至真宗之世,因孙奭之请,方才镂版(《金陵遗事》)。刻书之事,线)五月戊申,真宗到国子监看视书库,问祭酒邢昺存有多少书版,邢回答国初不及四千而今有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群书考索后集》)。宋初,书籍的刊印完全由国家统治,在治平(1064)以前,犹禁民间镌刻,直到熙宁(1068)以后,方尽驰禁令。政府开禁后,私刻、坊刻才风起云涌,形成了宋代版刻书籍生产的高潮。

  宋代官刻本有很严格的审校制度。凡刻书之先,须择善本精加校勘,一书校勘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制管阁官复加点校,凡书三校,慎之又慎。校勘之事属国子监,刻书之事也属国子监管领。因而宋代官刻的监本,无论文字的正确、刻印品质,都属上乘,为后世所推崇。

  明代刻书,重视宋代版本的原因,其一,是宋版在明代的传世书籍里,已算年代早的古本。书籍的流传,通常有年代越早,失真讹误较小,越接近原著的看法。经过长期频繁的战乱,唐代的写本、雕版书籍传到明代的,已不可多见,宋版自然成为年代较早的古本。其二,宋版的官刻、家刻书籍,校勘精良,足为明代刻书者信赖。其三,宋代雕版印刷的工艺技术发展成熟,无论是缮写字稿、雕刻和印刷、装订都十分讲究(宋代出现了逐版印刷后的张页采用蝴蝶装,这比传统的逐张首尾粘联的卷轴制书籍更利于翻阅)。一本印刷精良的宋版书,不仅具有知识的价值,还有工艺美术的价值,到了明代又增添了文物的价值。因此,宋版书在明代一直受到藏书家们和刻书者的珍视。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里辑录了明代人对宋版书的评价,兹摘录于下:

  1. 清•黄尧圃跋《姚少监集》里引明•叶盛《水东日记》云:“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褶、行上下,不留黑牌。……浦宗源家,有《司马温公传家集》,行款皆然,又洁白厚纸印,乃知古书不惟雕镂不苟,虽模印亦不苟也。”

  2. 明•昆山张应文《清秘藏》云:“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青纯,为可爱尔。”

  3. 明•谢肇淛《五杂俎》:“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

  4. 明•高濂《尊生八牋》:“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上录诸语,可知宋本书在明人心目中的地位主贵。因而,明代刻书人自然以宋本为刊刻的模本,形成大力翻刻宋本的风气,连字体也一反元代和明初的赵体字,而仿刻宋书上的欧颜柳。

  明代翻刻宋书,有几种不同程度的效仿,因而在图书版本学里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术语。兹摘录于下:

  翻刻本——根据原版重刻印刷的书叫翻刻本。翻刻本一般仍照原来的内容、字体、版式,有的另外有序言,说明翻刻动机和经过情况。

  影刻本——影照前人刻本重新刻印,无论刻版形式、行款、字体,照样摹写原版刻印的书,叫影刻本。刻印精工的,可以乱真。

  仿宋本——宋代刻书,写刻字画认真,字体遒劲可爱。迨至明清,刻书家往往摹仿宋版字体刻书,这种刻本世称仿宋本。

  当然,上述各种版本术语的定义,仅是某些版本学者的解释,或许别的版本学者还会有不同的解释;但这至少说明,复宋本、影刻本、仿宋本在翻刻宋版古书时效仿的程度有差别。

  清末民初的叶德辉在其版本学著作《书林清话》里多次提到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仿宋刻和影写刻,但叶氏所著书没有图证,不能予读者具体的形象。1940年代初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采用了影印图片和介绍文字,清楚地表示出了复宋本和仿宋本的不同形貌。限于网络论文不能上传图片,把潘、顾两位先生对仿刊宋本和复刊宋版的解说摘录如下:

  对于某明版书《太玄经》:“汉成都扬雄 撰,晋范望解赞。明嘉靖万玉堂仿刊宋本。……按此书版心下有万玉堂三字,集中宋讳缺笔,知所出为宋本明刻,以此本为最善。万历时有复刻本,不逮此本之精。”笔者从书影图片里看到,该《太玄经》的版刻楷书字体已经没有毛笔字的风味了,笔画硬直,无起末顿势。

  对于某明版书《孔丛子》:“明覆刊宋本。……按此书遇宋帝字样皆提行,盖源出于宋本。审其体式,当为正德嘉靖间所雕也。”此明版书,字体明显地带着毛笔楷书的风格。

  此外,笔者在前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古藉部见到《中国版刻图录》,苏州袁耿在嘉靖十四年刊刻《世说新语》,该书的正文采用了宋体字,而该书的跋采用楷书,而跋文之后的牌记则用了行书体刻“嘉趣堂”。这表明,袁氏刻书时,已有意识地用印刷体作正文用字。

  1991-11,笔者利用出差机会,到江苏扬州的广陵古藉刻印社(解放后,国家把江苏地区还存世的古书雕版集中起来,成立广陵古藉刻印社,成为古藉修复和刻印的基地),了解版刻工艺。当时的副经理刘向东先生向笔者解释了明代翻刻宋书的工艺。所谓复宋本,是把宋版书原页直接用作新刻本的上版字稿,完全按宋版的格式和字体笔画刻版。这种刻本的拟宋程度最高,也不用新写版稿,翻刻宋书来得最快;但是,这要毁掉一部珍贵的宋版书原本。为了保存宋书原本,采用搨摩的方式复制下宋本书页作为新刻本的版稿,这就是影刻宋本的缘由。搨摩影宋,得把每一个字先用细线条勾勒出笔画的边界,再将笔画填实,虽然仿真程度很高,但是写版速度非常漫,雕版速度也漫。为了快刻,于是出现了字形大致仿照宋书,笔画却随雕刻刀法方便而横平竖直,用三角形笔锋装饰代替楷书体的顿笔风格的字体变异,这就是仿宋本。

  可见,是仿宋本书上的字体,得名为仿宋字或宋体字。在宋体字的名称尚未流传开之前,还曾叫过“肤廓字”、“匠体字”等名字。后来,仿照宋体字的笔画装饰风格又出现了一种横画和竖画粗细一致的字体,因为是仿照的前者,于是把后者叫仿宋字而把前者叫老宋字。其实,仿宋字可以说和老宋字是同时出现的。在用老宋字刻书的双行夹注,就是横竖均匀的字体;但是,注文用字没有正文用字那样为大家所注意。从汉字演变史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都是先有了新的字体,然后才会有新字体的名字;汉字印刷字体的形成和取名,也是如此。

  清初蒲松龄《聊斋笔记•卷上》称:“隆万时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刊本有宋体字,盖昉于此。” 钱大庸《明文在•凡例》云:“古书俱系能书之士各随其字体书之,无有所谓宋字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宋体字的叫法,已有三四百年了。

  不喜欢这种字体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和读书人,把它斥为“匠体字”,甚至贬责得无以复加:“自正德嘉靖以降……,字体一变而为横轻直重,颇类颜体字,其气派于嘉靖本又全不相似;天启崇祯,字体又一变而为狭长的横轻直重的字样,气派更小。刻书虽是小事,亦足见其国势日蹇,渐趋衰亡的样子。”甚至,连当代有名的中国印刷技术史专家张秀民先生也认为宋体字是“呆板不灵的方块字”。

  但是,宋体字能在社会上不断扩大应用范围,必然是受到了更多的人的喜爱。明朝《状元图考•凡例》就认为“字贵宋体,取其端揩庄严,可垂永久”。

  第一,印刷宋体字易于雕刻。采用名家的字体写版的书,固然珍贵,但要求写字刻字精工细作,否则很容易失去名家字体的风味,东施效颦,其价值反而一落千丈。宋体字是一种机械图案式的字体,写和刻都不存在字形失真的问题,这就允许刻工按照自己最方便的雕刻刀法去生成字形,而且宋体字笔画的布局和笔形装饰都便于走刀。

  第二,宋体字利于印刷。木质的印版在印量过大时会有版面缺损,最严重的当数掉笔画。手写字体的雕刻,笔画的弯曲游走往往会留下许多细微刀伤,成为印版损坏的隐患。宋体字的笔画平直,刻刀随笔形转弯的比率,比手写字体小得多;再加上宋体字的竖画有意识地粗壮,,使得印版寿命提高。再者明代万历以降,书坊逐利,用黑煤粉代替墨汁印书 ,笔画粗壮的宋体字容易着墨。

  第三,宋体字利于阅读。宋版书上存在着肥体和瘦体两种字体风格。肥体笔画粗壮,相应地笔画间空隙较小,再加上结字宽大,字与栏线间的空隙也小,给人一种版面密密麻麻、黑乎乎一片的感觉。瘦体清爽悦目,但笔画太细导致印版寿命较短。而宋体字利用了汉字横笔画多于竖笔画的特点,将笔画较少的竖笔加粗,而横画细一些,综合地解决了笔画间隔、字与栏线的间隔、笔画宽度与印版寿命的关系、笔画宽度与着墨不均匀程度的关系等一系列印刷工艺和阅读适性的问题。因而,最终发展成为印刷字体的主要形式。

  第四,宋体字的出现符合了人们求新的审美观念,有越来越多的刻本采用这种新颖的字体。明•嘉靖三十五年无锡顾氏书坊采用宋体字印书,就干脆把书坊的名字称作“奇字斋”。

  当追溯雕版印刷术与汉字印刷体这段历史时,就会吃惊地看到,从雕版印书明确记载的唐代贞观年间(636)到明代开始形成印刷体的正德(1506-1521)嘉靖年,前后竟有八九百年的时间。笔者认为,形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既有工艺方面的,也有观念形态方面的。兹分述如下:

  第一,印刷是一种复制技术,在雕版印刷的早期自然只能象抄书那样,以当时实在存在的手写本和手写字体作为复制的母本。

  第二,在雕版印刷的工艺流程里,首先由擅长书写的写工在纸上写成版稿,反贴到板坯上,再由刻工雕刻成版。写工的书写受到书法习惯和行业习惯的影响;也受到不同时期对字体审美观念的影响,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刻书地域崇尚不同的书法名家字体。这种对于手写

  字体的审美和崇尚,却又不自觉地套用到并非手写的雕版印刷品上面。所以宋元的版刻书上先后流行了欧颜柳赵字体。

  第三,印版的雕刻,是沿着文字笔画的外廓下刀,并剔除笔画以外的空白,最后形成反体的阳文版面。刻字的刀序和当时搨摩复制的肤廓字笔序很相似,这种笔法为后来出现的肤廓字样提供了工艺基础。明初流行的洪武体肤廓字形横平竖直,既不需要重金礼聘书法名家写字稿,又便于写出尺寸很大的字,用在职官衔牌、灯笼标识、神主牌位以至地界勒石等场合。但是,要将这种肤廓字从牌匾上移植到书籍里,这是跨行业的技术转移。而在古代中国,不同行业间的认识差距和行业习惯差别却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突破(笔者对此也深有体会。笔者几次想把1967年就见到的天津一种人力三轮车的传动系统介绍到西安,但西安总喜欢自己习惯了的东西)。这种隔行如隔山的观念妨碍了不同行业间的技术效仿和技术转移,延缓了肤廓字形的印刷字体在版刻书上的出现。

  第四,随着历史的进展,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愈益增加,促进了明代商业化印刷和商品书籍的发展。也促使了雕版印刷术自身不断发展,内部分工也更精细、更专门化。明代中叶善写肤廓字样的专门技工在印书行业里的出现,对印刷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世稳定持续地使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专业的写工队伍和专业的刻书字体,相伴相生地出现在中国的文字史、书籍史和印刷技术史上。科技的发展,人才是关键因素,而人才的涌现和培养,则仰赖于文化理念的熏陶、仰赖于社会环境。

  上述的第一、第二、第三种因素,是使雕版书上的字体长期停留在手写体形态的原因。第三第四种因素则是版刻字体向着印刷体方向演变的原因。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到,传统的观念会使人们不自觉地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不同性质的事物,特别是新生事物;或者按照同一种思维方式去考虑和处理不同的问题。以至印刷术发明和应用了很长时间,字体却仍停留在手写字体范围内徘徊。但是,科学技术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它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在印刷领域里顽强地表现出来。这就最终地产生了适合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并产生了新的评价印刷字体的审美观念。

  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印刷字体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笔者多年来契而不舍地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关于文字演变史、技术发展史、书籍版本史的探讨论文,不能为笔者供职的印刷研究所马上转变出具体的经济收入效益。于是,笔者的探讨,在专职的研究所里也只能放在业余,只能是一种“业余爱好”。

  笔者寻找版刻书籍的史料,只能从专家学者们的论著里去间接获得。当然,首先要感谢这些专家学者的辛勤劳作,他们的学术成果为社会,包括为笔者提供了学术营养。他们的学术活动把馆藏的古藉再一次转化成了社会的文化活力和文化财富增值。笔者由自身社会地位决定的研究条件,不可能接触笔者渴望见到的古版善本书籍,更惶论“大量查阅”这四个写出来非常简单的字;故尔笔者对自己论文的初步结论,有受到资料限制而“底气不足”的自我感觉;但是,笔者确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对头的、研究方法也是对头的,研究的初步结果也是能经受住社会实践和时间的考验。笔者万分羡慕象张秀民先生那样,能在国家图书馆(因而也还能到其它图书馆)的馆藏文献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后得出的确切结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魂牵梦绕的圣地……

  4. 毛春翔. 古书版本常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0.

  5. 潘承弼、顾廷龙.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M]. 上海,上海开明书店影印, 1941.

  6. 北京图书馆. 中国版刻图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0.

  7. 贺圣鼐、赖彦于. 《近代中国印刷史》[J]. 《中国印刷年鉴•1982-83》[C]重刊,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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